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机遇与风险并存。面对核电站如何选址、基因编辑技术能否放开使用、人工智能的研发是否应该设置一个限度等科技决策问题，亟待相关政府部门给予及时回应。传统的专家系统虽然在解决单一领域的科技决策问题时表现不俗，但面对关涉科技、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综合科技决策问题时则稍显乏力。因此，要最大化地解决纷繁复杂的科技决策问题，还需从科技决策的基础理论建构中寻求答案。科技决策的理论建构既要尊重科学规律，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当前，科技发展面临诸多新挑战、新机遇，导致决策中的科学因素与民主因素时而统一，时而冲突。科技决策理论的建构应确保决策科学化与决策民主化的有效协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的决策保障。

　　科技决策理论的历史演进

　　围绕科技决策究竟应该优先遵循专家意见还是民主程序，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以下简称“STS研究”）的已有研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STS第二波的领军学者和第三波的开创者，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柯林斯（Harry Collins）指出，科技决策理论的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权威决策阶段、民主决策阶段以及兼容决策阶段。

　　权威决策理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科技水平日渐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弹道导弹、原子弹、航空母舰等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恐怖杀伤力被展示得淋漓尽致，震撼了人类的心灵。专家治国论与技术统治主义等理论认为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是理性的、价值无涉的，应将科技决策的裁定权赋予科技专家，决策者与公众应完全认可并信任科技专家的工作。著名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指出，政府部门应该给予科学家高度的研究自由，并设立专门机构来负责研究、制定和执行国家科学政策。相应地，专家意见理应优先于民主程序。一种信赖专家的“权威决策理论”渐次形成，受到诸多决策者的青睐。

　　民主决策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规模化应用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空气污染、光污染、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让科学万能的美梦日渐破碎。与此同时，科研欺诈、科学咨询造假等事件被频繁曝光，20世纪末在欧洲爆发的疯牛病事件更是让政府与科学家共同体的公信力严重下降，社会各界掀起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民主化运动。权威决策理论的合法性遭受到密集指责，逐渐被一种“全民参与决策”的民主决策理论所替代。西方社会的公众踊跃参与到核辐射污染治理、气候变化治理、艾滋病治疗以及转基因食品应用等风险型科技决策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决策的合法性危机。

　　兼容决策理论兴起于21世纪初期。柯林斯指出，民主决策模式尽管采取激进的解构消解了科技决策的合法性难题，却产生了“过度民主”的延伸性难题，让科技决策陷入专家泛化与科学民粹主义的两难困境。例如，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一向被认为代表着更发达、更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西方国家，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有如此多的“反科学者”，这些人自诩为“新冠真相的掌握者”，拒绝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抵制居家隔离令，甚至对从事一线防疫工作的科学家进行人身攻击与威胁。现实表明，当所有公民都认为他们具有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时，科技政策制定将会停滞不前，动摇决策的科学性。兼容决策理论的相关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其采取的理论基础、学术立场与实现方式不尽相同，但普遍希望在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之间选取一条中间道路，让科技决策重回有序的专家时代。无论是柯林斯提出的“专长参与体系”，还是基切尔（Philip Kitcher）提出的“良序科学”、卡龙（Michel Callon）提出的“混合论坛”等都呈现这一特征。因此，兼容决策理论弥合了专家权威与公众参与的过度张力。

　　科技决策理论面临的现实困境

　　从现实情境来看，既有的科技决策理论难以应对我国当前的科技挑战，呈现出多个方面的困境，亟待优化调整。

　　第一，去语境化困境难以应对当前科技前沿领域争议频发的现状。当前，基因编辑、气候治理、核电站选址等科技争议频发，重大科技风险愈发突出，这些风险与争议是由科技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产生的。既有的决策理论无视科技决策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将复杂的科技争议还原为单一的技术争论或民主讨论。例如，柯林斯将科技决策议程分为技术阶段与政治阶段，认为两个阶段能够分别独立地被讨论。然而，科学技术与国家竞争、社会发展早就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在科学因素与政治因素高度融合的科技决策中，这种分离显然脱离了现实社会语境，难以应对多因素交织的科技争议。

　　第二，延时性困境难以应对当前科技创新面临的“卡脖子”难题。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科技进步采取了“小院高墙”策略，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日益突出。面对这一极具紧迫性的严峻挑战，应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困境中凝练科学问题，集中力量加速突破关键难题。但从时效上看，民主决策理论或兼容决策理论普遍规划了较为漫长的民主程序，容易导致关键性决策久拖不决，使我国错失技术突破的大好时机。因此，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应合理把握科技决策科学性、民主性、时效性三者间的有机平衡，不能因盲目追求决策民主化而与重大技术创新失之交臂。

　　第三，可靠性困境难以应对当前科技决策治理的双重性要求。兼容决策理论希望科技决策重回“专家时代”或“专长时代”，但这种回归却存在显著的可靠性问题。一方面，科学家群体掌握了绝大部分有关科技发展与科技风险的重要信息，科技决策需要高质量的科学咨询来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科学家的“经济人”属性又使他们往往优先从自身利益出发从事科学活动，甚至产生严重的伦理失范行为。既有的专家遴选体系更加注重考察科技专家的学术头衔与科研成果，而忽视了对决策咨询专家的道德品质、家国责任的审查。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的科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学科领域交叉与跨界渗透发展的态势更加明显，使专家知识的考察难度大幅增加。因此，专家知识的可靠性以及专家遴选的合理性成为既有科技决策理论尚未完全攻克的难题。

　　科技决策理论的优化路径

　　面向新时代、新要求，优化科技决策理论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广泛开展科技决策理论研究的跨学科对话。自柯林斯提出科学论第三波以来，学界掀起了科技决策理论研究的热潮，产生了大量积极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涉及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乃至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科技决策内涵的理解。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各学科各自为战，缺乏富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因此难以整合为一个关于科技决策的一般性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解决办法是完善顶层规划，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分布式科研组织网络建设，以促进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有效对话与取长补短。社会学、管理学可以利用大模型计算、在线实验、模型仿真等方法充分发挥其数据优势与大模型优势，哲学可以在科技决策的概念分析、伦理反思、逻辑推理等方面作出贡献，最大限度发挥学科融合的视野优势。

　　其次，积极推进基于数智技术的科技决策理论研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智技术在科技决策各个子系统间体现出了强大的应用潜力。例如，基于人工智能的专家遴选系统、基于大数据的公众参与系统、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公共决策系统等都体现了AI与科技决策深度融合的可能性，然而有关“智能决策模式”的理论建设却严重滞后，亟待跟上。深化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决策机制改革，一是采取大数据民主的方式优化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方式与效率；二是依据算法系统的数据搜集与预测分析能力为科技决策提供多维度的方案选择；三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在科技决策的执行阶段进行实时的评估与反馈，更加快速、精准地反映科技政策的实际影响；四是联合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专家遴选系统，纠正传统专家遴选标准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弊端，对科技专家掌握的专业知识乃至伦理道德情况予以实时考察，建设高水平科技智库，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ag真人平台官方 。

　　最后，构建全球合作的多主体协同决策模式。面对科技决策紧迫性与风险性并存的复杂局面，必须立足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和科技创新要求，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决策理论体系。一是建立健全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政府—专家—公众”三方协同的决策体系，强化不同决策机构、决策群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发挥多元视角在决策中的重要价值，实现专家意见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合理张力；二是积极结合中国语境，科技决策应将是否有利于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共同的判断标准，避免少数发达国家、少数企业垄断和独享科技发展的福利；三是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加强科技决策治理的国际合作和多方协同。

　　（作者系重庆开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哲学系教授）